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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產作為一種投資，是歸屬於另類投資產品。從兩個角度去看，房地產比債券有更好的回報但不及股票高，它本身的風險卻比股票低。並且從風險管理角度，它可以分散一個傳統投資組合（即股票加債券）的風險， 即股市下跌時，它不會大跌。 另外，它的好處是能夠有定期的收入，即租金，好像債券一樣。所以，可以解釋為什麼香港人那麼喜歡房地產投資。然而，由於其投資屬性，我們在買樓時就變成了一個雙重決定，又要住得好，又希望將來升值高。
奇怪的現象就此發生，如果我們當房子是居所，是一種必需品，如買一個雪櫃，我們一定會格價，還會在大減價時才出手，好有耐性地去等。但是，香港的樓市，從過往數十年的觀察，都是市淡成交少，市旺才買樓。即使是居屋市場亦然，這反映了香港人始終都是認為買樓是投資而不是必需品。所以樓市下跌，人們投資失利，無動力消費，經濟亦差。這對來屆特區政府變成了一大考驗。
由97前直至今日，我們常常都聽到一種很有自由市場色彩的說法，就是政府沒有責任為市民置業，但有責任讓人有瓦遮頭，所以可以多起公屋但不要居屋，其實這是一面支持，這只對現行業主及發展商有利的片面說法，這只會為他們製造更多準買家而令其奇貨可居，同樣，這說法其實是假設了市民買樓是純粹的投資行為，但現實是香港有一半人是無殼蝸牛，這就令房屋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，兩班利益對立的人的爭鬥。
一個聰明的政府應該明白幫助市民置業會令市民對社會更有歸屬感，而投資物業卻只是個人選擇，沒有需要保障他們是必賺，就算沒有房地產作為投資，市場上還有很多其他的投資工具，如外匯、基金、債券、商品、期貨、對沖基金，還有不同種類的指數基金等等，市民的選擇很多，這樣並不會阻礙他們去投資又可以促進其他行業的發展，製造就業給年青人。但在這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政府呢？答案是有，新加坡早在李光耀年代已經明白社會要和諧（它們的種族問題比香港要複雜得多），人民需要安居樂業，所以它們有組屋政策。試想像如果每個香港永久居民，一生人都有一次機會用一百萬買一層八百呎（當然是實用面積而不是香港發展商所宣稱的建築面積）的住所，我相信沒有太多人會介意半山區的樓價升到三萬元一呎，當然那些既得利益者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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